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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資訊

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十九)

                    陳中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秘書室主任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基本常識()

技術篇

 

    柔道以「精力善用」(也是「以柔克剛」)「自他共榮」為基本理念,並以鍛練及教育身心為目的,而非單純以競技勝負為目標,正如柔道創始者嘉納治五郎於講道館的遺訓:「柔道は心身の力を最も有効に使用する道である。その修行は攻撃防御の練習に由って身体精神を鍛錬修養し、斯道の神髄を体得する事である。そうして是に由って己を完成し世を補益するが、柔道修行の究竟の目的である。」(柔道是最有效使用身心之道。其修行是以攻擊防禦的練習來鍛鍊休養身體精神,並體會該運動的精髓。如此來完成大我並對世界有所補益,乃柔道修行的最終目的。)

    柔道標榜以柔克剛,柔道技術則為該運動之靈魂與精髓所在,柔道技術所展現不僅是力與美,更是藝術之昇華。柔道運動之目的,誠如創始者嘉納治五郎所說是在最有效使用身心之道。並非在比力量、身材、重量,而是在講求技術,所謂四兩破千斤、以小博大、借力使力等技巧,是在賽場中或生活中常見之畫面。柔道比賽為兩人對摔,其中之「取方」是指柔道展示中展示技者(主動施做動作者),另一方為「受方」是指展示受身者(被施做動作者)。雙方選手在場中競技所施展的技術,可以分為投技投げ技)(摔擲使對手倒下的技巧)、寢技(對手倒下後,限制對手行動的技巧)及當身技当て身技)(攻擊技巧)等三種。如何將比自己身材高大、體重過重、力大無比的對方摔倒或壓制不動,這就必須將平時練習熟稔的各項技術運用自如,才能達到此境界,這亦是柔道比賽最精華與最美之畫面。柔道比賽較一般武術不同與最特殊的,是其競爭除將對手擲出到地上或扭倒在地,再利用壓制使對方無法移動外,也可利用關節技或是鎖喉等技術使對手屈服。

    柔道運動有一句名言「想要摔倒別人之前,就須先練好被摔的動作」,受身(俗稱護身倒法)如何利用在被摔擲而身體處於各種姿勢時,於著地前能迅速又安全倒地的一種保護技術,所以學習柔道必先練習受身受け身),也就是不會造成重大傷害的安全摔倒方式。受身包括後受身(後滾翻)、橫受身(側後滾翻)、前受身(前滾翻)等。其中又分別躺姿、坐姿、蹲姿、立姿等四種。

    投技(Nage-waza投げ技),就是攻擊者(取方)各種摔法亦是所有摔擲或絆倒對手(受方)的技術(一般目的是使受方的背部朝下躺在地上),投技又可以分為二種:一種是立技立ち技),取方在站立姿勢下摔擲對手,另一種則是捨身技Sutemi-waza),取方為了摔擲受方,自己先行跌倒。其中又分為手技、腰技、足技、捨身技等四大類,這四大類名稱顧名思義,手技是以手為主摔倒技術、腰技則以腰部摔法、足技講求以腳為技術的摔法、舍身技是以自己先發倒地前對方摔倒之技術。取方若要發動攻擊時,不論採取任何技術都必須先要破勢(Kuzushi,崩し)、即是破壞對手的平衡,再者為取位(Tsukuri,作り)亦是轉身開始摔擲,最後為施術(Kake,掛け)就是進行摔擲技術這三個步驟,才能完成有效的攻擊。所以學習柔道者平時在一般的練習會用一種日文稱為uchi komi内込)的方式,重覆破壞受方之平衡、轉身開始摔擲的動作,但不實際進行摔擲,以增加對於投技的熟練,同時增進加速破壞平衡與轉身開始摔擲的動作。以下介紹投技之立技捨身技的各式的名稱:

一、立技又可以進一步分為用手臂摔擲受方的手技、利用腰部上移摔擲受方的腰技、利用

腿移摔擲受方的足技。手技、腰技與足技這三種立技,平時常見的動作如下:

(一)手技部分(Te-waza)

    小內返(Kouchi-gaeshi)、山嵐 (Yama-arashi)、內股透(Uchi-mata-sukashi)   

    丟體(Tai-otoshi)、朽木倒 (Kuchiki-taoshi)、肩車 (Kata-guruma)、浮丟

    (Uki-otoshi)、隅落(Sumi-otoshi)、帶落 (Obi-otoshi)、掬投 (Sukui-nage)

    單臂過肩摔(Ippon-seoi-nage)、踵返 (Kibisu-gaeshi)、過肩落 (Seoi-otoshi)

    雙手割 (Morote-gari)、雙臂過肩摔 (Seoi-nage) 等式。

(二)腰技部分(Koshi-waza)

釣進腰 (Tsurikomi-goshi) 、大腰 (O-goshi)、浮腰 (Uki-goshi)、釣腰 (Tsuri-goshi)、釣袖進腰(Sode-tsurikomi-goshi)、腰車 (Koshi-guruma)、彈腰 (Hane-gosh)、移腰 (Utsuri-goshi)、掃腰 (Harai-goshi)、後腰 (Ushiro-goshi) 等式。

()足技部分(Ashi-waza)

送腳掃Okuri-ashi-harai)、膝車(Hiza-guruma)、釣進頂(Sasae-tsurikomi-ashi)、出腳掃(De-ashi-harai)、燕返(Tsubame-gaeshi)、小外割(Kosoto-gari)、小外掛(Kosoto-gake)、掃釣進足(Harai-tsurikomi-ashi)、大外割(Osoto-gari)、大外車(Osoto-guruma)、大外落(Osoto-otoshi)、大外返(Osoto-gaeshi)、大車(O-guruma)、足車(Ashi-guruma)、內腿(Uchi-mata)、內腿返(Uchi-mata-gaeshi)、大內割(Ouchi-gari)、大內返(Ouchi-gaeshi)、小內割(Kouchi-gari)、跳腰返(Hane-goshi-gaeshi)、掃腰返(Harai-goshi-gaeshi) 等式。

二、捨身技又分為正捨身技(Ma-sutemi)橫捨身技(Yoko-sutemi)等二式:

(一) 正捨身技:巴投(Tomoe-Nage)、隅返(Sumi-Gaeshi)、裏投 (Ura-Nage)、引進返(Hikkomi-Gaeahi)、布袋返(Tawara-Gaeahi) 等式。

(二) 橫捨身技:大外捲(O-Soto-Makikomi)、內捲進(Uchi-Makikomi)、內股捲進(Uchi-Mate-Makikomi)、掃捲進(Harai-Makikomi)、抱分(Daki-Wakare)(Tani-Otoshi)、橫車(Yoko-Guruma)、浮枝(Uki-Waza)、橫分(Yoko-Wakare)、外捲進(Soto-Makikomi)、跳捲進(Hane-Makikomi)、橫掛(Yoko-Gake)等式。

    以上所介紹的投技,是以摔擲或摔倒對手(受方)使其背部朝下躺在地上之各項技術名稱,接續介紹寢技(Katame-waza) 是摔倒對手(受方)以後在地面制服對方的動作,計有抑入技、絞技與關節技等3項共計33式,分述如次:

一、抑入技(Osae-komi-waza) 10式:上四方固(Kami-shiho-gatame)、袈裟固(Kesa-gatame)、肩固(Kata-gatame)、崩上四方固(Kuzure-kami-gatame)、後袈裟固 (Ushiro-kesa-gatame)、橫四方固(Yoko-shiho-gatame)、縱四方固(Hon-Tate-shiho-gatame)、崩袈裟固(Kuzure-kesa-gatame)、浮固( Uki-gatame)、裏固(Ura-gatame)

二、絞技(Shime-waza)13式:

正十字絞(Nami-juji-jime)、逆十字絞(Gyaku-juji-jime)、片十字絞(Kata-juji-jime)、片羽絞(Kata-ha-jime)、三角絞(Sankaku-jime)、片手勒(kata-te-jime)、突進勒(Tsukkomi-jime)、送襟絞(Okuri-eri-jime)、袖車勒(Sode-guruma-jime)、裸絞(Hadaka-jime)、雙手勒(Ryo-te-jime)、腰勒 (Waist-jime)、送襟勒 (Okuri-eri-jime)等式。

三、關節技(Kansetsu-waza)10式:

腕挫十字固( Ude-hishigi-juji-gatame)、腕挫腕固(Ude-hishigi-ude-gatame)、手固 (Ude-hishigi-te-gatame)、腕挫膝固 (Ude-hishigi-hiza-gatame)、腕挫腋固 (Ude-hishigi-waki-gatame)、腕挫腹固 (Ude-hishigi-hara-gatame)、腕挫腳固(Ude-hishigi-ashi-gatame)、腕挫三角固(Ude-hishigi-sankaku-gatame)、腕挫腕緘(Ude-gatame)、足緘(Ashi-gatame) (禁止動作)

     上述簡略介紹柔道之技術項目與其各式樣,在柔道技術中各種投技與寢技項目高達到近百種,不僅單單只有上述幾項而已,但這些技術都是在柔道競賽中常見的動作。另外為獎勵比賽績優者,或確認選手技術提升者,或鼓勵對柔道教學、推動者熱心者等,柔道總會設有段級晉升考核制度,其中分為成績升段()與推薦升段二種,除考核的招式(投技與寢技之示範)難度與項目,與晉升級數高低而有不同之外,另對於進場禮節、進場術語、比賽條例、裁判手勢等項目,也是必考核之事項

    爾後在柔道場上觀賞選手們在激烈競技中,對於雙方所施展的攻防技術與戰術,當可得知其所施展係屬投技或寢技。施展的投技動作係屬立技或是捨身技。所施展的投技是屬手技、腰技或是足技。若所施展的是捨身技是屬正捨身技或橫捨身技。以及在地面上所施展寢技是屬固技、絞技或關節技等項。對於選手所施展的技術能瞭解與看懂,當可提升觀看意願與興趣,這也是在賽前廣為宣導與介紹最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網頁: http://www.judo.org.tw/archery.php?id=4(檢索日期:201748)

中華民國柔道運動協會網頁:http://www.twjudo.com/judo_news.aspx?ReturnUrl=%2fdefault.aspx(檢索日期:201748)


星星的孩子 cosplay迷來瘋世大運
為響應聯合國所訂定每年4月2日「世界自閉症關懷日」(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提醒社會大眾應該實現自閉症者與普通人間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與相互關心。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舉辦犯罪預防暨2017臺北世大運宣導活動共襄盛舉,參與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舉辦之「星星相惜 讓愛走動」活動。
 活動現場星星的孩子(自閉症兒童)及現場民眾互動熱烈,除踴躍回答有獎徵答外,更興奮的與警察娃娃、柔道熊、cosplay人物、大型重型機車合影留念,民眾更直呼「太有趣了!」。現場雖然陰雨綿綿,但是大家熱情不減,活動在大家滿滿的笑容與掌聲中,圓滿落幕!
星星的孩子


2017
陳中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秘書室主任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起源篇()

皇民化的柔道運動()

「皇民化」政策,是第17任臺灣總督預役海軍大將小林躋造(こばやし せいぞう)(1936/09/02 - 1940/11),於1936年所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之一,尤其在19377月爆發中日第二次戰爭,臺灣進入「戰時體制」設置「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開始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標榜「八紘一宇[1]」、「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等口號,開始積極推行「促進內﹝日﹞臺合一」,「達成皇國臣民義務」的皇民化運動。

一、皇民化運動

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包括:193611月設立開發未開墾土地,移民日本人至臺灣,協助日本人在南支南洋的拓殖事業,發展工業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禁用漢字漢語、取消漢文教育、強制廢止臺灣報紙的漢文欄;強迫臺灣人民使用日式姓名,以及日本的語言、文字、服飾、參拜神社強制加入皇民組織,以便灌輸「國體明徵」的天皇中心思想與皇民精神;禁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及與漢民族有關之宗教(廢除寺廟神祇)、民俗(廢止臺灣陰曆年習俗)、演藝活動(歌仔戲布袋戲),積極去臺灣文化

為配合皇民化運動,學生每日必須朗誦「我們是皇國民,誓盡忠報效君國。我們是皇國臣民,相互信愛協力,以固團結。我們是皇國民,培養忍苦鍛鍊力,以宣皇道」之誓詞(黃靜嘉,2002)。並在上課之前必須先向天皇遙拜、擊拍……等儀式。就如,嘉義市耆老李教1939年就讀嘉義高等女學校時,學校每個月要利用一個早上到嘉義神社參拜、祈禱日軍武運長久(臺灣省文獻會,1997)

()思想改造皇民化教育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為炫耀國力充實的演進,在1903年在大阪舉行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設置「人類館」,對於在近代文明比西歐落後的日本,意圖向外炫耀其實力的方式。並為時下所流傳的「沖繩是長子、朝鮮是次子、臺灣是三子」之日治「三兄弟」徹底實施同化、皇民化教育,成為日本國家所獲得異端土地新附的人民,作為保護「內地」的外牆(又吉盛清,1997)

日本在沖繩所實施皇民教育,曾將利用1871年沖繩縣54名舊藩民漂流至臺灣遭受傷害之罹難者所建立墓碑,陳述在臺灣遇害事件的往事與「征臺」的經過,並規定從此每年44日舉行祭典,全縣兒童、學生一律參加。利用報告「征臺」的經過,做為「報效國家」的宣導。強有力地將沖繩人認同臺灣殖民地統治的方向。換句話說,就是為侵略臺灣舖下「不會心痛」的精神道路。日本占領臺灣之初,對於抗日游擊隊的鎮壓以及「生蕃討伐」事件中,有許多沖繩巡查就是基於上述的背景而參加的,如1914年,由屋嘉比警部帶頭,以「報40年前的仇」的心情欣然英勇地參加,把承擔這項任務看成榮耀(又吉盛清,1997)。其中對抗的地點之一,即為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戰場(如圖)

(碑文已被國民政府更迭)石門古戰場

資料來源:2008629日筆者攝於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古戰場紀念園區

同時在臺灣本島上,臺灣總督府大量施予皇民教育,改造高砂族幼童的思想,不僅要他們不識上一代的歷史而成為順民,還要教育他們為「八紘一宇」的理想而奮戰成為皇軍的一員,試看,在霧社事件中犧牲的花岡二郎的十四歲遺腹子,接受皇民教育之後,所發表的演講(莊嘉玲,2002)

……為皇國而死,為陛下而死,這就是我們所體會的皇國精神。我們目前,雖然還沒有到達披上戎衣,上前線殺敵的年齡,但是,我們有必死的覺悟與決心,我們相信,這正是報答聖恩的唯一途徑。

    這番慷慨激昂的效忠之詞,與1930年霧社事件花岡一郎與花岡二郎在官舍中上的遺言(瓦歷斯諾幹等,1999)

我等必須離開此世,蕃人因飽受役使終於爆發積壓已久的公憤,我們也被蕃人逮捕沒有任何辦法……。

    從遺言兩相對照,試論在短短14年內高砂族思想的轉變,日本強勢的皇民教育竟使得兒子得聽命於害死父親的兇手,為兇手賣命,此等人間悲劇慘烈的事實,在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的散文詩〈Atayal〉(爭戰1986-1930),曾以霧社事件為題,敘述日本殖民教育的殘忍(瓦歷斯諾幹,1999)

日人搭救一個荷歌社的孩童,日人用心的教導孩童算數,一顆頭十顆頭百顆頭,孩童一邊數一邊默唸族人的名字:瓦歷斯……莫那……比浩……尤帕斯……蘇彥……直到天也昏、地也暗了。日人搭救一個荷歌社的孩童,日人用心的教導孩童算數,日本加上荷歌社等於服從,日本加上十座部落等於效忠,日本加上百座部落等於效命,直到我們的孩子成為天皇的子民,直到我們的孩子都成為南進的軍伕─〈算數問題〉(霧社事件1930)。

    日本殖民統治者刻意的思想改造,讓霧社犧牲者的下一代忘卻族內的歷史、傳統,逐漸朝日本化而努力。正因為日本教育實行得相當徹底,在尾崎秀樹《近代文學的傷痕》與福本和也《高砂義勇軍始末記》中所述(王育德,1993),高雄州潮州郡巴克秀(Bakuhyo)青年團團長達利昂(Darian)曾留下血書內容如下:

天皇陛下萬歲。我是日本男兒,有大和精神。不管多艱苦的事都是為了天皇陛下,為了國家,我不會以為苦。請讓我當軍夫。

達利昂只不過是以「高砂義勇兵」的名義,在南方戰線作戰八百名高山族中的一個軍夫所表現的幹勁,比日本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相同的,在鍾肇政《戰火》中以大量的篇幅寫出眾多日本長官對學生所做的訓示,以及高砂族青年平日被鼓勵參加演講等活動的情形,無非藉此鋪陳高砂族當時的教育環境,使得讀者能以更多的同理心,了解當時高砂族欲擁有自覺意識之不易,更何況高砂族素不與漢人同流,更沒有所謂來自祖國的呼喚,在孤絕封閉、並在只受單一的日式教育環境之下,使得新世代的高砂族思想幾乎都是日本化,因此當日本發佈徵召高砂族的「挺身報國隊」消息時,有一志願的高砂青年沙坡甚至以血書明志,此事還在報紙上被大肆褒獎成為「模範蕃社的模範青年」(鍾肇政,1986)。只是一直到高雄搭上軍艦,都還不知道這意味著要去打戰。這些令人覺得,日本人懷柔政策與三百年前的荷蘭人一樣的得到成功,同時日本教育更進一層,還給高山族帶來某精神上的變化。

就皇民政策而言,Benedict Anderson曾提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並強調人類的認同是社會建構的產物(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2010)。因此,當統治者試圖強化被統治者的認同感、歸屬感甚至忠誠度。如何使被殖民者建構起能認同殖民者之想像的共同體,也成為殖民者政策上一項重要的課題。臺灣總督府學務課長持地下三郎認為臺灣教育的施政方針,需建立與荷蘭、英國、美國都不相同的「日本型殖民地經營」模式,成敗左右帝國的現在和將來的發展,將其定位為臺灣教育的試金石。臺灣的土人教育應該依照以日本利益優先的事項推論出來的本島施政方針,根據它來決定本島人的教育方針。由此可見,臺灣教育是臺灣殖民地統治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政策精神上的支柱,在這裡,表現出強有力的主張與宣言:對臺灣人的「同化」,殖民地統治,在歷史、思想、文化等的精神史上,對漢民族強行實施「日本人化」、「同化」,這是世界殖民史無前例的「首次實驗」。

日本殖民政府除在學校教育外,在社會教育自1931年起,總督府公布「關於臺灣公立特殊教育設施令」,據之在各市、街、庄普遍設立國語講習所作為簡易日語教育設施外,另報紙取消漢文版,通令全臺官公衙職員無論公私生活常用日語。如同,作家鍾肇政回憶說終戰時20歲,因受日本教育,不但用日本語與交談,甚至養成用日語想問題的習慣。自1937年起,總督府推動「國語常用運動」,「國語家庭」的獎勵,對經認定「國語家庭」者在理論上是一種榮耀,而且也有各種實際的好處隨之而來,譬如,小孩比較有機會進小學校、中等學校唸書,公家機構優先任用「國語家庭」的成員等等。於是各州廳相繼表揚「國語常用者」、認定「國語家庭」及建設「國語模範部落」等之具體方案,1943年起,訂定每月11121日為「國語日」,定期表揚所謂「國語生活優良者」。1943年起,皇民奉公會進而展開「國語常用強化運動」。要以徹底普及日語和普遍常用日語成為皇民化運動的中心目標。同時在1941年以後「皇民化運動」漸推向高潮,如民俗活動的李天祿布袋戲,被迫演「皇民劇」,木偶穿上日本服,講日本話,配樂則用唱片放西樂,木偶拿著武士刀在台上砍來砍去,巡查天天坐在場裏監看,皇民奉公會還強破將臺灣所有的戲劇納入編制,禁止一切帶有中國文化色彩的戲劇藝術(殷允芃等,1994)。其最終目的在於貫徹「國民皆兵」政策,以確保發動侵略戰爭所需的補給兵源(賴澤涵,2005)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戰場的幅員廣大,使得大日本帝國的人力調度嚴重吃緊,隨後又爆發太平洋戰爭,所以日本不但加緊建設臺灣的基礎工業,為其侵略戰爭提供軍需支援,於人力方面,開始徵召軍夫上前線支援,並擴大辦理儀式,如泰雅族的瓦旦諾敏回憶(經典雜誌,2005)

為了引誘更多人參加,日本人擴大慶祝第一回凱旋回來的歡迎儀式,甚在徵召第二回義勇隊時還安排寫寫書的事件,尤其是對當年南投霧社事件參加反抗的後代。

中日戰爭後,臺灣總督府一直很關心臺民對日本入侵中國之態度,臺民雖然已是日本統治之子民,但臺民的漢族身分,無法使臺灣總督府及日軍全然地放心。所以臺灣總督府一方面透過宣傳日軍入侵中國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派遣其機關報的日日新報記者隨軍採訪報導日軍強盛之軍威,與參加軍務之臺民的忠誠行為,以激起臺民對日本效忠之熱忱。臺灣總督府為了負責徵募臺民參與軍務支援前線,將臺灣納入戰時體制,全體臺灣人被殖民者的意志所迫,被捲入戰爭風暴中,在19378月臺灣總督府的宣傳及動員策略運用下,推行國民精神動員運動,要求臺灣島民協助日軍在臺灣之防衛工作、19379月徵用臺民,以軍夫的身分,派往中國大陸從事軍需運補,例如,19384月,第一期「臺灣農業義勇團」(初稱鐵鍬戰士),以居住地區別,分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五個隊,每隊二百人,被派往上海大場鎮農場,從事種植菜果工作,提供在中國戰區內之日軍食用,一千名鐵鍬戰士在農場工作,不時還以唱軍歌等,刻意營造一種光榮與尊榮的氣氛,其軍歌有「臺農健兒之歌」與「榮譽的軍夫」等(近藤正己著、陸翠華等譯,2001)

臺農健兒之歌

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十一)

 石門古戰場


()鍛鍊再鍛鍊日本精神

鍛鍊玲瓏的日本精神

我們是臺農一千健兒

踏上迎向黎明的大陸

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不怕國難,捨身努力

大步的奮勇前進

我們是臺農一千健兒

國難當前,勇敢面對

堅定不移,捨身努力

 ()高舉國旗,一致努力

   仰望在青空高展的國旗

   我們是臺農一千健兒

    ()磨きに磨け日本精神

    磨け玲瓏的日本精神

    我等は是臺農一千健兒

    黎明きざす大陸踏めぼ

        胸は高鳴り血潮は躍る

    ()國難恐れず捨身の努力

    進め雄雄しく大地踏めば

    我等は臺農一千健兒

    猛る國難うち寄せ來るも

    斷乎と攘へ捨身の努力

    ()日の丸高く一致協力

        仰げ日の旗青空高く

        我等は臺農一千健兒

   叩拜東方,協力一致

   永遠護衛祖國的光榮

   ()信譽的蔬菜,有著誠意

   皇軍勇士們,接受這奉獻吧!

   我們是臺農一千健兒 

   在鐵腕中,有著誠意

   播種栽種有信譽的蔬菜

    ()我們是迎向黎明,亞洲的先驅

    在亞洲的空中高歌

    我們是臺農一千健兒

    江河中,即將黎明破曉

   沃野萬里閃爍希望

榮譽的軍夫

()紅色彩帶  榮譽軍夫,

多麼興奮 日本男兒。

()獻予天皇 我的生命,

為著國家 不會憐惜。

()進攻敵陣 搖舉軍旗,

搬運彈藥 戰友跟進。

  東をおがみ協力一致

    永遠に護らむ祖國の譽

()名譽の蔬菜に真心こめよ

    受けょこの品皇軍勇士

我等は臺農一千健兒

鐵の腕に真心こめて

蒔いて育てた譽の蔬菜

 ()明け行く亞細亞の魁我等

歌へ高らか亞細亞の空に

我等は臺農一千健兒

今し江河に夜は明け初めて

沃野萬里は希望に光る

譽れの軍夫

()赤い舉に 譽れの軍夫

うれし僕等は 日本の男

()君にささげた 男の命

何で惜しかろ 御国の為に

()進む敵陣 ひうめく御旗

    運べ弾丸 続けよ戦友よ


日本在戰前為了需要大量的人力與物力的配合,於1939年由小林總督在臺實行徹底的思想改造「皇民化運動」,從社會教育、學校教育著手改造臺灣人的思想,在教育上,學校雷厲風行皇民教育,在1925年出生的臺灣文學作家葉石濤自述受日本教育經驗(葉石濤,1999)

由於在日本殖民統治已穩固了三十多年的殖民社會下完成教育而長大成人,所以我們在語言習慣和思考模式都完全日本化,戰後吃盡苦頭的原因之一也來自這日本化。

復以配合改姓名、國語家庭、提高社會地位、提供更好的物質享受……等等恩威並施的方法,讓臺灣人民具有日本國民的特質,鼓勵人民為了帝國的光榮而犧牲奉獻,將武士道精神發揮到極致,增加日本國的戰鬥力。臺灣原住民在日軍的鼓吹下,194112月組成高砂義勇隊,前往菲律賓、新幾內亞等地支援日軍作戰,並以「出征乃最高榮譽,如挺身陣亡,為人父母者更應感欣慰」作為國家言辭,1942年起從各種民間組織的軍事動員到看護婦、慰安婦、志願兵等臺灣青年赴中國戰場或南洋參戰,(近藤正己著、陸翠華等譯,2001)如同嘉義市耆老李教就讀嘉義高等女學校時,在中日戰爭期間,對於日軍在大陸連戰皆捷傳來時,晚上必有提燈遊行,為了鼓舞日軍士氣,學校要求學生寫慰問文,做慰問袋,千人針送往前線(臺灣省文獻會,1997)。據1973年日本厚生省的統計,1937年七七中日戰事起,臺灣總督府所徵調或徵集之臺灣人民,包括軍人80,433人,軍屬126,750人,兩者合計207,183人,其中因死亡而埋首異域者高達30,304人,占總人數之14.6%構成一幅殖民地人民血淚慘史,換言之,由於這場「聖戰」使得近210,000的臺灣人家庭嘗到「生離」之痛,更有30,300多家庭遭到「死別」之苦,臺灣人民為日軍從事侵略戰爭所付出的生活、生命、生存的代價不可不謂高矣(近藤正己著、陸翠華等譯,2001)

 參考文獻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近藤正己著、陸翠華等譯(2001)臺灣義勇隊~從抗日戰爭的參與到軍隊的成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臺灣省文獻員會(1997):嘉義市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殷允芃(1994):發現台灣()。臺北:天下。

賴澤涵(2005):臺灣400年的變遷。桃園: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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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紘一宇是由日本佛教在家眾團體國柱會的「日蓮主義田中智學所生造出來的詞語,據稱有「道義上的世界統一」之意義。1915(大正2)311日,國柱會機關報《國柱新聞》刊登的文章〈神武天皇的建國〉(神武天皇の建国)首次提及這一片語。大日本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運用此詞作為國家格言,宣傳解釋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意思,但在當時的氛圍下,實質上是服務軍方的侵略擴張政策,從軍備、政治體制、外交關係、意識形態等方面進行動員。


2017

                     陳中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秘書室主任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起源篇()

社會人士的推行柔道運動

日本政府在甲午戰爭後,為展現躋身帝國主義強國的威嚴與提升國內民族士氣,於1895 4 17 日在京都成立「大日本武德會[1]」,以宣揚武術運動。臺灣總督府為鞏固日本殖民文化,發揚武德精神,於1900年在殖民官員的媒介下將「大日本武德會」引進臺灣,並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內設置一個總理全臺各廳委員部的最高監督機構,名稱為「武德會臺灣地方委員部」,逐步在臺灣各州、縣設立武德會,並利用官方資源與警政官員為核心,以威脅利誘之手段,強行臺灣人民捐蓋武德殿、演武場、武道館等建築物,作為發展柔道等武術之場所,使得學生在課後以及一般民眾也可以在武德殿、演武場、武道館等處繼續練習柔道,柔道運動得以從臺灣各地武道場館陸續展開,帶動臺灣地區學習柔道的風氣。

一般來說,當時臺灣民間人士學習柔道的管道,除了在學校體育教育學習外,大多以下列兩種管道較為常見(林永杰,1967)

一、向在臺灣的日本人拜師學習柔道。

二、留學日本內地的學校或進入講道館學習柔道。

在身體文化學會2006編印《生命剪影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中,臺灣柔道前輩們,在自由受限、物資匱乏、崇「士」輕「體」的年代裡,為求生存、實現夢想、爭取榮耀,民族尊嚴,不畏艱難環境、不懼身心驗煉,而尋求不同途徑與管道學習柔道,當時跟隨在臺灣的日本人拜師學習柔道者,如臺北李清楠、卓萬欉、李文軒、臺中張國安、黃維萬、陳金文、彰化王金柱、嘉義的陳茂寅、陳活源、臺南王清溪、邱錦彰、林永杰、高雄的張天煌、黃贊元等臺灣本土第一代的高段柔道精英。另外,未在臺灣向日本人或學校學習者大多選擇第二項管道,這與「內地延長主義」時期留日人數大增有關(張勝彥,1996),其中較為著名者,有留學大日本武德會所創立的三年制武術專門學校的黃滄浪、拓殖大學的謝龍波、早稻田大學的張銀淮、日本大學的陳呈誥、京都同志社大學的陳水木、東京國士館的吳定標、天理大學的劉義人等。對於當時臺灣柔道耆老學習柔道的動機與學習過程中,每位都有一段充滿辛酸或驚奇的秘辛,揭露臺灣柔道活動的歷史脈絡及其文化、政治或社會的意義,見證了臺灣柔道所走過的路,建構臺灣柔道的發展歷史。依該書編審委員會的撰述原則,由上述眾多臺灣柔道耆老,收錄5位耆老簡述從運動生涯、重要事蹟、貢獻與影響,分述如下(黃武雄等,2007)

一、張國安:

    16歲時考入日本人所經營之製藥株式會社工作,有一次延誤統一用餐時間,而誤食為日本人預留的飯菜,遭到日本人從二樓飯館毆打到一樓大廳,事後讓其體認強身的重要性,萌生練習柔道之意念,而利用在製藥株式會社工作之餘,憑著日語能力,替當時臺中州的武官寺蒲益雄(柔道五段)收取臺灣人向其租用田地租金的翻譯機緣下,得以向其學習柔道,並利用每日午、晚飯時間至圓三武德殿與日本警察練習柔道,成為極少數臺灣人能在日本警察訓練柔道的武德殿堂中學習柔道者,並成為除了在學校或留學日本以外之處所才能學習柔道的特例。1940年時晉升柔道三段,在臺中州對外之比賽常以大外割之得意技,備受日本人所肯定,所以每次比賽經常被排定為主將或副將等重要位階(松坂元治,1940)。另為求戰無不勝與柔道相關領域之提昇,亦至日本講道館修習柔道技術,學習柔道之剛毅精神,成為日治時期臺灣人學習柔道最佳精神典範之一。其除了柔道武技精湛外,平時具有武士風範、仗義直言個性,經常在佃農欠收之時,經常利用與武官向佃農收取租金機會,替佃農們幫稱收成欠佳、冀望減少租金,每年替佃農節省不少的田租,為佃農與鄰里所稱道。1954年與學生姚明良舉辦臺灣柔道界第一場正式比賽(南北對抗賽),成為臺灣柔道運動踏出關鍵的歷史第一步,得以獲得正名(之前均用國術比賽之名)。另於1955年參加於臺北三軍球場,所舉行柔道與摔角的武術比賽,而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成功的將柔道運用推展官方的層次,更進而擴展至警察機關,將柔道列為警察必修武術項目之一,其公子張聰輝為第一位保送中央警官學校( 中央警察大學前身)柔道專長的資優生。

二、王金柱:

「弘毓英才金照地,道修武德柱擎天」,這首詩係國內詩人林荊南推崇彰化市柔道弘道館故館長王金柱老師的詩句,將「弘道館」與「王金柱」緊緊結合一體,也是王金柱一生奉獻於柔道的寫照。

對於王金柱學習柔道的動機,從黃武雄等於2006年在臺灣身體文化學會主編「生命剪影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與2007年在臺灣身體文化學會出版「臺灣百年柔道人物誌()」中,記述「……小學就讀於彰化市中山公學校。之後,被徵召服役於日本海軍陸戰隊有九年,當時任職上尉教官並兼任「通譯」。期間,有機會師承日本一位柔道老師久保村先生學習柔道……。王金柱在久保村老師指導下,年僅十四歲即晉升初段、十六歲晉升二段……。」尚未論及接觸柔道之原因。筆者對於上述所載分析「王金柱年僅十四歲如何被徵召服役於日本海軍陸戰隊,並且任職上尉教官並兼任「通譯」之職務」,感到疑惑。在查尋相關文獻未果下,經二次請教王金柱次公子王榮錫老師表示「家父未被徵召服役時已具有柔道三段,學習柔道動機起因是家居彰化車站附近,年少時經常被當地流氓等不良分子欺凌,想學習武術作為防身之用,在苦無對策下,經祖父徵詢中部地區較有名氣習武者,得知有位日本和尚久保田是柔道高手,經久保田同意得以在其門下學習柔道,也開啟一生為柔道奉獻的啟蒙。」[2]。客觀綜述雙方歷史敘事的差異,並強調個人傳記中,則需更多史料佐證和考證。

在師承久保田除了學習柔道技術之外,也學習與啟發心術方面的教育,強調「身為一位柔道家不但技術要正確、攻擊有效果,在為人處世上也要公平公正」。使得在往後訓練學生時,常常說出「觀其技可知其心術」。說明了技術會影響一個人的處世態度,學習柔道必須要學習正確、正規的技術。同時,常與學生話家常,細述臺灣柔道史,如同取名「弘道館」的緣由,就是要弘揚柔道,並且日文發音和日本「講道館」相同,就是教導學生不得忘本。王金柱對於柔道推動精神如同在於1990年弘道館慶三十週年會中發表感言:

……被徵召為日本海軍陸戰隊退伍後,為推展柔道運動與破除當時臺灣人認為柔道這項活動,是日本人傳入的運動,是野蠻的、是不良份子才會去學習的一種武術之迷思,與部分同好蔡春堂、張汝濤、邱水金、吳炭、吳金瑞等人出錢出力由購買24疊席作起,由於無固定練習場所,所以必須借用民家大庭院或菜市場、學校等地方作為臨時練習場所,練習時將疊席舖下、練完收起來,大約搬遷二、三十個場所,等於「貓遷巢」,非常不方便,才造成後來興建弘道館。

三、謝龍波:

1935年就讀嘉義農林專校,是日治時代臺灣柔道的名校,培養出臺灣本土第一代柔道高手,如臺南邱錦章、臺中港柔道館長陳再乞、嘉義柔道館長陳茂寅等。就學時適值臺灣殖民教育實施「內臺共學」的教育政策,文部省將柔道納入中等學校實施規程,明定柔道為必修課目,才有機會接觸柔道運動,並開啟對於柔道運動的熱愛與執著。啟蒙承受日本人濱田先生與角田先生等二位教師指導,得以奠定深厚紮實柔道基礎。1940年前往日本柔道名校拓殖大學就讀,師承名人牛島先生、木村政彥先生,期間常前去日本柔道殿堂講道館,練習柔道相關技術與哲學。1943返國後任職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與臺糖新營場等處工作,復於任職高雄市國中,從事基層柔道教學、培養青少年,並運用自己柔道實力直接協助柔道運動的推展活動,至1980年於前金國中退休(張樹林,2004)。由於其無論從柔道的學習精神或態度,以至為人師表之身教的嚴謹與專業的付出,則以成為臺灣柔道界優良的典範之一。

四、黃滄浪:

由於童年好勝心強、喜打抱不平,常看到日本警察對臺灣人的壓迫、濫捕無辜,對警察壞印象,也對日本人產生反感,油生對抗的潛意識,並希望自我茁壯勤習武術,自許擊敗日本警察,討回公道為目標,而這種對日本警察壞印象,被日本老師小野澤得知後,告知「在臺灣的日本人的確是不行的,不過能有機會到日本去,看看那裡的人與風景,你的觀念就會不同了」,老師這番話說動了他與其父母,得於1930年遠渡日本兵庫縣柏原學初中部就讀,此時,正是日本推展柔道運動最興盛的時期,得以接觸學習柔道,拜師於北川艇二。1931年暑假回臺,在參觀北斗鎮武德殿的日本警察柔道訓練場,見到柔道教練岡田動不動就怒罵受訓的日本警察,但日本警察對岡田仍舊恭敬有加,在羨慕之餘,暗誓自許「將來一定要當個柔道教官」,並且要打敗岡田。另外,在日本時候,所見柔道老師把學生摔倒在地,學生還要爬起來向老師說聲「謝謝」,而且老師都是日本人,所以就經常自許,一定要當上柔道老師,然後去教日本人,同樣的把這些日本人摔倒,並向他說聲「謝謝」,這是黃滄浪學習柔道一股愛國與剛烈的情緒特殊動機。

1937年考進日本京都唯一專門培訓柔道,劍道的武道專門學校[3],成為當時唯一破格錄取的外籍學生,1939年被評定為柔道五段與擔任學校的柔道隊長,這種紀錄不僅是臺灣的第一人,在日本柔道界也相當罕見的,當時被視為柔道奇才,1940年獲選為日本傑出柔道選手,同時與另兩位日本柔道選手,一起在日本裕仁天皇的御前做柔道表演。1943年成為日本柔道界最年輕且段位最高之達士師範。同時也達成當年想要成為柔道老師的心願。

黃滄浪認為柔道運動應成為體育運動的標竿,其因柔道運動不但可使身體靈活,並有精力善用與護身之術,並成為智育一部份,具有情操教育的價值。柔道在競賽中最能表現武德之精髓,即所謂「盡全力正正當當的競爭」、「為爭取勝利必須全力以赴,不在乎勝負」、「禮遇對手,友愛敵人,以禮開始,也禮完成」、「絕對服從裁判」。並以此作為「柔道精神」,1945年返國後在警察機關與彰化中學等地,戮力從事柔道推展柔道運動。

五、陳茂寅:

1937年就讀嘉義農林學校,當時適值臺灣殖民教育實施「內臺共學」的教育政策,依據當時校方規定,嘉農學生的例行體操及實習課程,實際上都是體力訓練,除此之外校方又另行設置了「武道」這個科目,分為柔道及劍道二項,每個學生都必須選定一個項目修習,師承專任之濱田先生與擔任嘉義警察署教官之角田先生,後又受臺南州廳警務部總教官之岩淵佶先生之指導。1942年參加第二十二回臺灣中等學校柔道大會中擊敗眾多日本好手奪得錦標之殊榮,可得知對於柔道學習之用心與熱愛。1942年嘉農畢業後考取全臺僅錄取二名的海南師範學,就學期間發揮柔道精神以二年時間修畢原屬四年的全部課程,1943年曾獲全海南導柔道大會冠軍,1944年自海南師範學校畢業,並在海南島分別任職小學教員與文昌縣重興小學任校長。期間並親身參加海南島抗日起義活動,在光復後第一次參加臺北市臺籍海南抗戰義士聯誼會發表感言「被埋沒的忠貞」自述提到:

34312日上午2點,毅然不顧雙親,放棄優渥待遇,而與臺籍同志鍾韋明、林朝巒、翁森林、巫當白,合力將重興分遣隊日人殲滅,且將不反正之臺籍日軍十餘名,全部制壓(使其不敢抗拒)而從容攜帶重機、步槍、手榴彈、短槍、子彈等,奔衝日軍保安第七團加入抗日行列,暫居軍士團而作備戰準備。

每日上午由省團附及符主任講解三民主義,下午由陳茂寅講解日本之殖民政策及戰鬥技能……。

對於當時目睹日軍大肆屠殺等暴行,無法接受日本人高壓的統治,便加入海南島上的抗日義勇軍游擊隊行列,親身經歷了戰火洗禮,當時曾以詩為誌-「瓊州被佔苦眾生,日敵病狂顯獸行,熱血難堪終投筆,陣中滅敵建功成」,由字句行間流露出激昂的情感,不難想像當年被日本統治、混亂的世局裡,隱藏在他心中那份濃厚的民族情感,與對日本人侵略暴行之痛恨。

綜合以上各柔道耆老學習與推展柔道運動過程,可知當時臺灣人學習柔道並沒有受到極大不平等的待遇,雖然,表面上看似並未被日本殖民同化,但是就文化影響層面而言,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以武力作為後盾,透過柔道運動文化策略的運用,建構出文化的宰制,強勢利用教育政策,推展柔道,除了增強南進人力外,強化日本文化的優越性以柔道馴化、改造臺灣人,這種帝國的文化霸權,證實了柔道不只是一種運動,也是殖民地的日本人統治階層,建立日本帝國文化殖民的一種工具,也是帝國主義的另一種形式,深植在臺灣的文化中。

參考文獻

松坂元治(1940)第四回臺中、屏東、都市對抗柔道戰-柔道。東京:講道館。

林永杰(1967)中華民國柔道的近況。東京:講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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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武雄(2006)生命剪影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黃武雄(2007)臺灣百年柔道人物誌()。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1]大日本武德會1895年(明治28年)417,在京都丹羽圭介佐佐熊太郎鳥海弘毅渡邊等人為中心,支持以武術教育為基礎的精神鍛鍊,以振興、教育、彰顯武術武道為目的而設立的財團法人陸軍參謀總長小松宮彰仁親王擔任總裁,以日本警察為中心並利用內務省的地方組織,武德會是靠募自會員的會費(捐款)來營運,並從達到目標會員數的地區開始建立分部。府縣分部長為府縣知事分部長為郡長,市町村分部長則為市町村長擔任,武德會的募款活動主要是針對日本的警察官1909年時財團法人化,企圖強化組織,會員數有151萬人,資金181萬圓的團體,1942321日改組,由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擔任會長,副會長則從厚生、文部、陸軍、海軍、內務各大臣及學者專家中分別聘請一名擔任,理事長一職則由民間人士出任,各分部長為各地知事擔任,而總部則從京都的武德殿搬至東京的厚生省內,如此以作為五省共管之政府外圍團體(包含大日本學生體育振興會日語大日本学徒体育振興会)、講道館日本古武道振興會大日本劍道會等等組織),並在全國建有分部,會員數224萬人,資金559萬圓的龐大團體。1945年戰敗後,武德會從統一管理全國武道組織的政府外圍團體改編成民間團體,19461031日,該組織在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指令下解散,1300多名相關人員遭到公職追放(禁止就任公職)。

[2]分於20085102008全大運柔道會場,與2008612日電話訪談。

[3] 該校創立導因於大日本武德會,1905(明治38)為獎勵武術、提振國民士氣,並培訓優良武術教員而成立「武術教員養成所」,1911(明治44)改立「武德學校」,隔年又改名為「武術專門學校」,1919(大正8)改為「武道專門學校」。該校已於二次大戰後解散,目前僅存一塊立於平安神宮內的石碑予以紀念。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八)
 
陳中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秘書室主任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起源篇(七)
同化主義下的柔道發展
臺灣在受內地主義政策之下,教育制度與學程均與日本內地相同,所以在學校體育課程亦將柔道與劍道列為必修項目,並隨著戰爭人力需求,日本深切體會「強國必先強種」所以在教育中非常注重體育科目。1929年總督府在文教局學務課下增設了「體育系」,用來推廣、普及、獎勵體育的發展,這段時期,可以說是日本統治臺灣體育發展的全盛期,體育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教育政策重視的一環,形成在學校體育中,以國防體育為主的軍國主義教育色彩,已愈來愈濃,不僅內地如此,臺灣亦然。在1939年,總督府修正學校規則,將武道(柔道和劍道)列為高學年男生體育課程項目,除了修練身體、也注重精神薰陶,傳授武士道的「忍」、「專心」、「修身自律」的精神。如同柔道創始人嘉納治五郎之遺言所示,與黃滄浪經常告訴學生一些學習柔道道理(黃武雄等,2007):

(嘉納治五郎)柔道能使身心力量發揮到最理想、最有效的方法。由於不斷的磨練,在學習攻擊與防禦當中,都可以做為身心鍛鍊與人格修養,而在長期訓練中,很明顯地自己可以培養成這種精神。藉此人類可以培養其高貴的人格,進而服務社會,盡其所能貢獻於全世界。這是有志練習柔道者的最終目標。
(黃滄浪)「武德」、「禮貌」、「堅忍」是柔道的生命,也是柔道的傳統精神。其中以「武德」最為重要,真正學柔道是為了健身、自衛、砥礪情操和保護人民,絕不是拿來意氣用事、爭強鬥狠,凡是學習柔道造詣越高,個人的品格修養也相對的越深。

日政府對於學校體育教育之訓練要求必須具有武士道精神外,另外亦將武士道精神之紀律、秩序、整潔的要求貫徹在整個社會之中。例如,日本人要求農民栽種甘蔗苗,必須像軍隊般整齊排列,臺糖退休總廠長蔡文龍回憶,製糖會社主動派出職員,教導臺灣蔗農先將三寸長竹枝依序連接放在田裏,再依序拿起來,在遺留空位上依次插入蔗苗,如此反覆做完,放眼看去就是蔗苗排隊。同時執法者亦能以身作則,因此社會上無形中有股規範,約束人民有個價值觀「不會去做丟面子的事,形成知恥的文化」,臺灣社會被嚴格管制,久而久之,使人民養成習慣(殷允芃等,1994)。又如,鍾肇政在中學時上武道課時,學校要求除了訓練武道技術之外,更要學習正坐,因為「正坐也是武道修練的重要項目之一」,日本人的特色就是能正坐,不論男女,從小就被訓練正坐,也只有正坐,臍上丹田才能用力,集中精神,所以能閉上眼睛也知道敵人從哪個方向砍過來,這就是精神集中的結果,皇軍之所以世界無敵,主要原因也是靠這個修練的,既然作為領導六百萬島民走向皇民化大道的人物,應該多加修練,才不愧是一個大日本帝國臣民(鍾肇政,2005)。從而可看到軍國主義教育的徹底實施,在學校體育科中,更露骨的呈現出來(蔡禎雄,1995)。這些從臺灣人的立場上來看,它一方面強調皇國民的鍊成,強迫臺灣人去體認日本的民族精神-武士道精神,另一方面徹底去抹殺臺灣人的漢民族性(蔡禎雄,1990)。
臺灣文學家鍾肇政回顧就讀淡水中學時,在當時功課中,每週有兩堂武道科,所謂武道科,在一般的中等學校都列為「正課」的,而且多半分為劍道與柔道兩部門,參加哪一種,由學生自由選擇,只是淡水中學不知何原因,沒有柔道而只有劍道,有些較懂事的同學,認為柔道在通常生活上有實用價值,劍道則一無用處,所以對於沒有柔道表示不滿(鍾肇政,2005)。另有謝龍波1935年與1937年就讀嘉義農林學校的陳茂寅,依據當時校方規定,嘉農學生的例行課程有體操及實習課程,除此之外,又另行設置了「武道」這個科目,分為柔道及劍道二項,每個學生都必須選定一個項目修習,同時為配合皇民化運動,學生每日且須朗誦誓詞,其誓詞之內容為:一、我們是皇國民,誓盡忠報效君國。二、我們是皇國臣民,相互信愛協力,以固團結。三、我們是皇國民,培養忍苦鍛鍊力,以宣皇道(黃靜嘉,2002)。並在上課之前必須先向天皇遙拜、擊拍……等儀式。又如嘉義市耆老李教1939年就讀嘉義高等女學校時,學校每個月要利用一個早上到嘉義神社參拜、祈禱日軍武運長久(臺灣省文獻會,1997)。經由這些所實施操作之儀式,正如同Benedict Anderson所提「想像共同體」,當統治者試圖強化被統治者的認同感、歸屬感甚至忠誠度,而藉由柔道運動以其獨特的性格成為當代社會認同建立極為重要的載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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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七)
 
陳中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秘書室主任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起源篇(六)
柔道、同化與皇民化

就體育與國家的關係而言,自古以來,體育活動興盛的國家,國民精神皆相當旺盛,而且國家也相當繁榮,很少國運衰微的。日本學者永田重隆指出,體育能使人身心強健、品性提高,並以實際的為社會奉獻成為國家繁榮發展的基礎(永田重隆,1927)。臺灣自1918年以後,日本殖民政府配合國際帝國主義的發展趨勢,以教育配合內政措施,作為統治手段,制定「漸進主義和隔離主義」(gradualism and separatism)政策,建立在先前的殖民教育基礎上,企圖尋找一適合殖民教育的模式,為配合國際和臺灣新情勢,不得不改變其治臺方針,藉以強化日人對殖民地的控制,由「漸進主義和隔離主義」,逐漸改採以「同化主義」為基礎的教育方針,日本積極充實臺灣高等教育內容。對臺灣的希望不僅在於資源的尋求和財富的榨取,更重要的是使臺灣人都有日本人思想,和他們一樣效忠天皇。鶴見俊輔(2008)對此政策曾提出,臺灣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支持或不反抗的去認同殖民者之政策,係受日本以同化與皇民化為目的前提之下,並以日本之文化性格以及天皇制國家的設計,引進西方文明,並透過強制力行使,造成個人或個人所屬集團發生思想上的變化,迫使知識分子「轉向」。
若由文化政策的角度來看,皇民化運動是為了殖民者的「需要」而推行的,需要戰時效死的士兵、忠誠的皇民,完全出自對殖民者單方面利害關係的考量。「皇民化」下的人民並非真皇民,縱使宣稱「與日人等同」,那也是為了皇民化政策推行上的效率,藉以「召喚」被殖民者的「宣傳/愚民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認同」可謂被建制的,雖然認同與否照理說應該操之在己,然而,在文化政策的潛移默化下,認同的問題則變成了一個嚴肅的議題了。另一方面,若是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皇民化運動扮演著文化他者的角色,帶著異質的成分,進入原屬於封閉的單一認同社會,帶給了開放社會的空間。日本作為一個他者,使人人都有機會去對照,進而察覺、審視「我」所在的位置,有人堅守,有人躍升,也有人迷失,無論如何,正因為有了開放的認同系統,主體才能不斷的接納異質元素,進而有機會更新自己。如同,臺北市民林燈煌在1943年被徵召前往海南島作戰,在1945年8月14日晚上,由於工作機會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時,一時之間有種複雜心情茫然不知所措,認為臺灣人是受日本教育長大,一直以來也是和日本人在一起攜手合作,當下沒有萌生要報復日本人的想法(臺北市文獻會,2001)。另外,出生在臺北烏來的達利‧瓦旦(漢名簡福源)回憶所說(臺北市文獻會,2001):

……國民黨軍隊接收日軍的過程,先是點名,將臺灣人及日本人分開,我那時排在最後一排,一直不能理解,為什麼要將我與日本人分開,後來才知道,原來我是臺灣人,不是日本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自由思想與民族自決思潮彌漫全球各地,影響所及,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宰割的國家或殖民地,紛紛掀起民族復興或獨立運動,例如中國五四運動、新土耳其的建國、朝鮮的三一運動、印度的獨立運動等均是。日本國內亦掀起勞工運動及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運動,在臺灣有組織「聲應會」、「起發會」、「新民會」等團體,發行《臺灣青年》等刊物,展開向日本統治當局要求自由平等權利和尊重民族特性的民族運動。受到上述諸因素的衝擊和威脅,迫使日本不得不改變對臺灣的統治方針,以強化其對殖民地之控制(賴澤涵,2005)。因此,1918年6月,在明石元二郎就任總督後,遂明白揭示同化主義為施政方針,強調其施政之目標在於感化臺灣人,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1919年,原敬內閣首先改革殖民地官制,取消以武官專任總督的規定,提出「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作為殖民統治的基調。在田健治郎男爵出任為首任文官總督,即以「內地延長主義」政策的執行者自居,並從其以降歷經八任文官總督,對於治臺方針一直不變,一方面強調臺灣是日本領土之一部分,有異於殖民地,所以臺灣的統治必須使臺灣人成為純日本國民,效忠日本政府,以及養成對國家盡義務的觀念。另一方面則揭櫫將致力於普及教育,達到與日本人相同的水準,同時,將提高臺灣人政治地位,使之與日本人平等。1895年5月至1919年的臺灣教育令發布前,日本人的教育是直接依據日本內地的法令辦理,而臺灣人的教育則是依據總督府頒布的學校官制、學校規則和學校令臺灣人以學習國語(日語)為主,沒有完整的學制系統可言。
臺灣總督府為了臺灣特殊環境所頒布三次有關教育的法律命令,分別為1919年的第一次(大正8年勅令第1號)《臺灣教育令》,1922年的第二次(大正11年勅令第20號)《新臺灣教育令》,與1941年發布的第三次(昭和16年勅令第148號)《臺灣教育令》。
1919年1月4日第一次臺灣教育令的發布,共分為六章三十二條及附則,其頒布「臺灣教育令」主要有三種原因(葉肅科,1993):
一、 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的風潮波及臺灣,為應付臺灣人的要求。
二、為使臺灣在經濟上飛躍發展,必須提高普通教育和技術教育。
三、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弟增加,有設置高等教育機關的必要。
雖然各級教育機關系統至此完整建立,但是臺灣人所受待遇仍與日本人有所差異,其因是日本人的教育還是直接依據日本內地的法令辦理、而臺灣人的教育制度仍比日本人的同級學校程度低,形成了雙軌的型態。1922年2月的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在總督田健治郎的同化政策下,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均依據修正的教育令規定來辦理,使日本人和臺灣人得以在同一系統的教育制度學習,並實施日臺共學制度,原則上,中等學校以上為日臺共學,而初等教育規定日籍子弟入小學校,臺籍子弟入公學校,兩者亦有差異不同規定。1941年3月的第三次臺灣教育令,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在臺灣發起皇民化運動,要使臺灣人徹底日本(人)化。皇民化的教育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實施國民學校教育,該年臺灣教育令改正後,臺灣的小學校和公學校乃依據「國民學校令」改稱「國民學校」。
試就,分析日本對臺灣教育政策目的,從1919年1月公布「臺灣教育令」第二條內容可知,臺灣教育之目的在於「培養忠良的國民」,而以普及日語、「涵養德性」為教育的重點,建立以同化為目標的教育制度。另外,從公學校的課程安排,「日語」和「修身」課程勝於一切課目即可得知,總督府企圖以「一個民族把其他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以及其他特性加以改變,成為自己」之「同化」手段,教育同化臺灣人。所謂「修身」,只不過是將臺灣兒童塑造成接受日本道德規範、忠於職責、做個善良且忠順的日本臣民而已。」再就課程而言,日本兒童所讀的「小學校」課程和日本國內相同,但臺灣兒童所讀的「公學校」課程,則係經過殖民政府刻意改編的題材,其內容要旨僅在教育臺灣兒童繼承父兄職業,賺錢養家糊口和對家庭負責。依此看來,日本人的企圖在使臺灣人成為忠貞服從者,進而為其所用,最後達到人力資源的控制與利用。所以日本殖民教育政策所表現最大的特色就是,差別教育、發展低級實業教育、限制人才深造、推廣日式國民教育和皇民運動等特色。如同日本學者喜安幸夫:「總督府在對臺灣人的教育政策上,根本就是一種愚民政策而已,其目的不過是在培養一些技術勞動者,推行日本語以皇民化」(殷允芃等,1994)。
1922年公布「新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師範學校除外)取消臺灣人、日本人的差別待遇及隔離教育,開放臺灣人、日本人共學,此後,臺灣中等以上教育機關比照日本國內制度設立。表面上,從此臺灣人可以享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然而,實際上差別的待遇的本質不變,共學的結果只是為了提供在臺灣迅速成長的日本人子弟更多的教育機會,臺灣人子弟並未能享有公平的教育機會,使得臺灣人入學就讀中等以上學校長期都處於激烈競爭情況下 。如同由「臺灣文獻會在嘉義市舉辦口述歷史座談會」各耆老所述(臺灣省文獻會,1997):

(賴惠卿)我過去唸旭小學校,就是日本人的學校,校內臺灣人只有二、三個,我們幾個臺灣人的子弟都相當用功,成績非常好,日本人也不輕視我們,只有在唸二年級時,有位女老師,上體操課時因為我們班上的臺灣人都不會單桿,而罵我們「清國奴」,那是日本人輕視臺灣人最嚴重的一個說法……。
(王長祿)……我選考原臺南州立嘉義農學校,計錄取一百名,臺灣人約佔60%、日本人佔40%,但當時日本人在「口試試問」時都有優待分數,因此臺灣人亦被差別吃虧。另外,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在嘉農五年級畢業前,依照規定嘉農每年都有無試驗檢定,即保送一名品學兼優首一名學生到臺灣大學農林專門部就讀,我自三年級至五年級均保持第一番(首一名)的成績,第二名是一位姓「堤」的日本人,後來臺大錄取的即是該生……這是很明顯的日臺差別待遇的實例。
(胡泉源)日據時期日本人和臺灣人所唸的課程並不相同,而且日本人的教室、禮堂都鋪有地板,學校也有游泳池,臺灣人唸的學校就沒有這些設備,但所繳的學費是差不多的。在錄取名額上也有限制,臺灣人錄取率不超過二成。
(賴彰能)……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重遊臺灣時,對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演講時,竟然說:「你們(指臺籍學生)如欲求與三千年盡忠盡誠於皇國(日本)的母國人(日本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年起用八十年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之前即被差別亦莫如奈何,勿鳴不平……。」這是我所知最早的日臺不平等關係的主因之一。

經由上述各耆老的告白顯示,嚴格的隔離政策依舊存在,臺灣人的教育機會仍受限制,修業年限及程度均低於日本的同級學校,亦即是臺灣人不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權(賴澤涵,2005)。對於這種不平等教育待遇,亦發生在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身上,其小學畢業後很想進入師範學校就讀雖然成績很好,卻不被錄取,只得插班進入基督教辦的私立淡水中學就讀(殷允芃,1994),同為李前總統淡水中學的學弟臺灣文學作家鍾肇政在所著「八角塔下」一書(鍾肇政,2005)提及:

我故鄉只有公學校,校長的兒子每天乘巴士到鎮上的小學校去讀書,為了升學考試,晚上他也參加我們的補習。我們一塊補習的只有八個人,其中七名也就是我們那一屆畢業生一千多名當中僅有的投考生,所以彼此的成績大家都很熟悉。在這八名當中,這位少爺的實力總是在五、六名以後的,然而我們八個人一起去考那所公立中學校,結果取上的,竟只有他一個人,這,似乎就是在我的幼小的心田裡植下了「差別待遇」觀念的第一樁事。
在學校教育中臺灣人不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權,在赴日留學與在臺灣學習柔道,同樣的亦出現不平等的差別待遇情形,如當時「臺灣茶葉大王」陳天來、陳清波父子,因經常招待來臺的日本親王等貴族人員,使得其子弟陳守實特別被允許進入只有日本皇室與貴族才可入學的「學習院」就讀,因而與當今日平成天皇成為同學(經典雜誌,2005)。另外,在學習柔道除了從學校體育教育或是到日本留學外,才有可能接觸到柔道運動的學習機會,否則要接觸學習機會不多,只是能夠得到日本人同意也可以獲得特例,試如,臺灣柔道耆老張國安,十六歲時憑藉日文能力替臺中州柔道武官寺蒲益雄收地租機緣下,得以在臺中州圓三武德館向日本警察學習柔道,成為極少數臺灣人能在日本警察訓練柔道的殿堂中學習柔道的特例(黃武雄,2006)。
日治時代臺灣殖民教育的發展,反映了當時社會變遷,儘管殖民教育的政策或有改變,但最終目標均一致,從日本殖民政府所採取的「雙軌教育系統」即可得知,依日本立場而言在臺灣並無培養中、高等幹部的必要。因此,日本人欲把臺灣人置於社會底層,但是對於實施初等教育特別重視,深入分析這種殖民教育的本質,其因是以透過接受教育的機會之控制和公學校的「日本化」之實施,而達到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的改造意義(葉肅科,1993),這也顯現日本殖民教育的雙軌特色。由於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教育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及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反而在日本本土則無上述缺失,升學反較容易,加上時代潮流之刺激,故臺灣有志人士乃競相赴日接受高等教育,留學教育一時呈現蓬勃之勢。
綜合各項資料,日治時期臺灣人赴日本留學者高達20萬人,其中大專畢業六萬餘人,顯然的,留日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遠多於在臺灣殖民精英教育設施所培養的六倍以上,彌補了臺灣殖民教育之偏頗和不足,突顯殖民教育體制之不平等與無法滿足臺灣社會精英的教育需求(賴澤涵,2005)。同時經由這些留學生在日本目睹民主政治之事實,身受自由主義之薰陶後,難免會有比較之心,當返回臺灣後,對於臺灣總督的極權控制與管理則會發出異議聲音;遂有企圖改變政情,為臺灣人爭取福利及展開一連串抗日活動的作為。加上在臺灣少數升學者,也因飽受殖民教育的差別待遇和種族歧視,產生不滿而紛紛加入抗日行列,這也是日本殖民政府不願提供臺灣人受高等教育原因之一。依鶴見(Tsurumi﹐1977)以為,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教育,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但也因此形成統治上的困擾,這恐怕是日本殖民政府始料所不及的。
日本對於臺灣教育政策,是以其政經目的為最大考量,透過精心計劃的並投注大量心力來辦理,認為臺灣既然是殖民地,教育政政策則以國語教育為教育政策的基礎,另外,為了配合培養生產的勞工之需求,教育政策則以短利實學為重點,實業教育成為培養生產的勞工之要務,尤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原本由1932年遞減的臺灣人就學率陡然驟升,尤以1941年為最。但是以實業教育為多,從數據就可以看出限縮臺灣人受高等教育的門檻有多高,大學教育與專門教育中臺灣人就學率平均維持在2成3左右,師範教育則是由皇民化運動推行後逐年遞減,1942年臺灣人甚至只佔了5%。中等教育則平均在三成八。由此可見,皇民化政策標榜的「同化」,只是「童話」罷了;同化不代表等同,與日本人的精神同化不等於地位亦能相同。臺灣人就算受了國語教育,接受了皇民化的思想,也沒辦法和日人享有同等自由受教育的權利,反而被限制在初等教育和實業教育的範疇,而這二類教育的推廣卻是以日本人的利益為出發點:國語教育目的更是為了方便溝通與政策推行上的便利,所以只需要人民有初等教育的程度便可,而實業教育則是為了保障日人在臺灣生產的勞力不會短缺。
綜述,日治時期對臺灣的教育重點,自始至終都採取現實短利的做法,只重實學,培養忠心守法的國民,而避免開啟殖民地人民思想,所以禁止臺灣子弟學習政治學、法律學、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這種殖民教育政策,與其他殖民者的經濟殖民政策「盡量開發」正好相反。日本殖民臺灣只是在於以教育訓練藉由「同化」與「皇民化」成為日本殖民論述的兩個支配性,不只是意味著從某一類範疇的身分轉換成另一種身分,像是從「蕃人」和「臺灣人」轉換成「日本人」,或是從「被殖民者」轉換成為「帝國子民」,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論述是刻意建構的意識形態,目的在於模糊並轉移被殖民者在成為日本人,以及帝國子民的整體文化過程中,相關的法律以及經濟權力等議題。藉由「同化」與「皇民化」政策,鼓勵被殖民者成為「日本人」,進而掩蓋了「天生的」日本人以及「歸化的」日本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前者身為公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是受到保障的,而後者雖然被要求在文化上認同日本人,但他身為公民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卻是遭到否認的。簡言之,正是為了掩飾帝國中非日本人的公民權這個基本問題,才會建構出「日本人」(同化運動)和「皇民」(皇民化運動) 這些範疇,並加以推廣。而此項同化主義與皇民化運動的殖民政策也直接的影響了臺灣柔道運動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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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見俊輔,邱振瑞(譯)(2008):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臺北:行人。
近藤正己著、陸翠華等譯(2001):臺灣義勇隊~從抗日戰爭的參與到軍隊的成立。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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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澤涵(2005):臺灣400年的變遷。桃園:中央大學。
殷允芃等(1994):發現台灣(下)。臺北:天下。
葉肅科(1993):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
鍾肇政(2005):八角塔下。臺北:草根。
經典雜誌(2005):赤日炎炎:臺灣1895〜1945。臺北:經典雜誌。
黃武雄(2006):生命剪影─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六)
 
陳中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秘書室主任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起源篇(五)
日本殖民與體育教育的引進
對於日本殖民政府極力推展「殖民化」和「文化認同」的教育政策目的,其中將日本的傳統運動柔道、相撲、劍道、射箭等傳入學校的體育活動,都能有助臺灣人達成並培養日本式的思考、經驗以及日本的民族精神。如同,日軍在擊敗俄軍後,使得日本的國際地位頓時改變,躍居為世界列強,對於注重國家權力與認同的日本,臺灣總督府刻意鼓吹與宣傳臺灣人成為日本國民之榮耀,試如,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在1905年7月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名為「同胞聽者」(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

今何時耶。暴俄敗矣。勝利得矣。名譽歸矣。……蓋日本已非猶是日清戰後時代之日本。臺人亦非猶十年前過去時代之臺人。何則。日本既一躍而躋于世界之強大國,即臺人亦即為強大國之國民。夫強大國民有強大國民之價值,有了強大國民之資格,亦即有強大國民之目的。

體育教育的日本化以同化政策為手段,是在訓練臺灣人成為服從、勤勉的日本臣民,並非在使臺灣人變成日本人與臺灣社會徹底日本化而已。反過來說,臺灣的知識份子也並非完全無條件的接受日本的同化教育,透過留學生接觸到新思潮,慢慢開始產生民族意識覺醒,當時的知識份子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推動文化運動,臺灣各地紛紛響應,例如,在臺北州組織臺北青年體育會,以鍛練健全體魄、促進文化交流、獎勵體育活動為宗旨,然而卻被日本總督府下令禁止,終至解散(雷寅雄,1988)。由此可見,日本殖民政府不容許被統治的人民有自發性的體育運動組織,更不容許他們向統治者,對於有關任何象徵統治者權威的實體與國家認同挑戰。
從上述的這段體育歷史,可得知日本殖民政府,在1895年5月至1918年6月止,這段期間對臺灣殖民與體育教育的政策演變,不遺餘力的將運動推展到全臺灣的各級學校和社會各階層,依時間可分為二期(葉肅科,1993):
(一)第一期:
1895年5月學務部成立至1906年4月止。當時國力有限,對臺灣文物制度,完全抱持研究態度,並無明顯政策或理想。只希望臺灣人能接受日本語文教育,有時還特別要標榜中國固有文化道德以誘勸臺灣人(汪知亭,1959),對於體育教育並未列入學習項目之一。總之,該期以教育配合內政措施,作為統治手段,制定「漸進主義和隔離主義」(Gradualism and Separatism)原則,是為教育政策的基礎期。
(二)第二期:
自1906年4月至1918年6月止,該期的殖民教育是建立在先前的殖民教育基礎上,企圖尋找一適合殖民教育的模式,因此,此期的政策不僅在擴充也在加強公學校制度,並且避免提供臺灣人子弟進一步教育、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和較重要工作的機會,是為殖民教育的開展期。
就日本引進體育教育之目的,可得知從1896年設立的國語傳習所,即是象徵臺灣教育的同化主義初軔,由「國語傳習所」的名稱可想見得知,傳習代表「同一民族」,才會使用傳習所這種名稱(又吉盛清,1997)。印證了臺灣總督府的初等教育機關而設立的國語傳習所,正如「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第一條目的所宣揚的「以教授本島人國語,以資其日常生活、養成日本國的精神為本旨。」。
臺灣歷經了早期歷史文化,短暫的荷據時期外來文化洗禮、明鄭的治理及後來清朝晚期的積極開發臺灣,促進臺灣的現代化,乃至於滿清戰敗割讓給日本,並在日本殖民政策下,進行文化改造,引致發生持續不斷的抗拒,使得臺灣的文化呈現多樣性。臺灣柔道運動則在此歷史背景的變遷之下開始萌芽,此時的日本殖民政府,藉由警察體系、學校體育教育,將柔道帶入臺灣的社會中進而推展其同化與皇民化的殖民政策。

參考文獻
汪知亭(1959):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書店。
松浦章著、李玉珍譯(2001):從「臺灣日日新報」來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和福建。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雷寅雄(1988):臺灣光復後田徑運動發展之研究。臺北: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葉肅科(1993):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社。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1997):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出版社。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五)

陳中興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防治科股長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起源篇(四)
日本殖民與體育教育的引進
在1895年臺灣未被日本殖民之前,很少聽到有人接觸現代運動,但1964年移居臺灣淡水的英國茶商John Dodd,在《北臺封鎖記》書中記錄1885年5月24日,對相處九個月的英國砲船官兵依依不捨之景,分別提到他們曾從事的各類運動如草地網球、賽跑、板球、拔河、跳高、跳遠以及撞球等(陳柔縉,2005)。此外,1882年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在淡水創辦牛津學堂(今臺灣神學院前身)、設立淡水女學堂(今淡水中學的前身),1885年英國長老教會在臺南創立的「長老教會中學」(今長榮中學的前身),這些學校後來均有相當優秀的運動傳統,是否意味著在日治以前就已在學校積極推展現代的運動與體育。但是,日本以現代化的教育制度,開始引進學校體育和西式、日本式的體育運動到臺灣,這是統治階級首次以制度化,組織化的方法將運動推展到臺灣的社會(費正清,2002),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可從下列這段話得到印證:
日本據臺前的臺灣並無西方學校的教育制度,更無「體育」的教育科目,它是在日本佔領臺灣之後,在統治者當局的計劃下,傳入臺灣並開始實施。學校在其年間行事中,將運動會列入重要工作之一來實施並藉此招待學童的父兄來校參觀,除了消除他們對體育的疑慮外,也加深對體育的認識?在體育科的教學內容上,除了體操、教練和遊戲之外,在日本治臺的中期,也陸續的傳入各種球類運動及近代Sports,這不僅使得臺灣青少年,在學校教育中能吸收新知識和新技能,同時在課外時間裡所實施的各種運動競賽,小至校內班級,大至臺灣全島各地擴及於全島性的規模,使得臺灣人有同台競技的機會,也造就不少運動人才……(蔡禎雄,1995)。
從以上論述這段體育歷史,可以看出日本殖民政府是如何不遺餘力,將運動推展到全臺灣的各級學校和各社會階層。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項德政,惟事實上,是在鞏固日本殖民統治的目的。
日本明治維新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不僅在法政制度、風俗習慣等引進歐美的新知,同時體認體格上劣於歐美人,因此,興起藉由後天的培養、衛生以及教育管道,實踐人種改良、扭轉劣等人種的手段;以及因應台灣的熱帶天候,避免風土病變的威脅之人種「退化」的挑戰,這其中以實施體育為最有效方法之一 (若林正丈、吳密察,2004)。進而積極模仿西方,建立統一的學制,於1886年確立國家主義教育政策,旨在教育國民維護日本固有的語言、習慣、制度及增強國力等,以奉戴萬世一系的天皇為最大榮譽和幸福;亦是以培養國民忠君愛國思想為最終標的。而此一教育制度呈「啞鈴」狀之特徵,一方面造就具備指導政經所需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之社會菁英,一方面則透過普及的初等教育使國民具有基本的識字能力、經濟知能及政治服從性與健康體格。其結果,日本社會已漸產生「進步的日本」、「落後的亞洲」之優越意識(賴澤涵,2005)。
臺灣從日本引進體育教育,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項德政,然而事實上,是在鞏固日本殖民統治的目的。這也印證了B. Stoddart(1982)所強調的:運動常常成為統治階級傳遞其統治觀念與價值的最主要手段和工具,並利用運動來說服被統治者接受、服從統治機構。在日治時期,運動會列為每年學校的重要工作,可看出運動的主要功能,即在運動會中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和軍歌、演奏軍樂、殖民者向被殖民者訓話、統一的運動服、統一的顏色、整齊一致的大會操、以及開閉幕儀式等等顯示藉由運動會的儀式,傳遞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以及對國家各種象徵物的尊敬、服從和忠誠,而且這些有紀律和有團隊精神的行為,都能得到統治階層的青睞。依據日本文部省分於1891年與1900年公布規定學校在紀元節、天長節、元始祭、神嘗祭及新嘗祭等節日時,必須在「奉安殿 」或奉安室舉辦儀式,由校長、教職員與學生合唱「君が代」,對天皇、皇后陛下的「御真影」行最敬禮,恭祝兩陛下萬歲,之後由校長奉讀「教育勅語」,並教誨勅語聖意之所在,最後合唱祝日歌,該程序直至1945年戰爭結束。對於象徵天皇分身的御真影與代表天皇教育訓誨的教育勅語,扮演戰前日本教育場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對組合,如同「君が代」(日本國歌)與「日の丸」(日本國旗)形成日本的國家象徵,成為殖民地「國民精神涵養」教育上,最神聖的一個組合(臺灣歷史學會,2006)。這些勅語成為忠誠臣民對天皇效命的最佳證明,這種儀式反射植入全體的學生腦中,這也是天皇在宗教、道德與政治上權威根源(邱振瑞譯,2008)。同時也是「想像共同體」情感認同的重要展現,因此這些儀式或場所,也成為展現出建構認同的符號的表現與場域。
從國家認同的角度觀察,運動具有積極的官方認同意義,也有社會整合的作用,成為人民日常生活與文化的一部份,同時也有舒緩殖民緊張關係的作用。臺灣人民自日本引進體育教育後很快的接納並參與各種的體育活動,在校學生熱情的參與田徑和游泳賽,男學生更參加網球、排球、橄欖球、足球、棒球與柔道等運動。1912年開始組織地區運動會,在鄉村出現廣播體操會。在1935年臺灣歷史上的最大的博覽會期間,臺灣體育協會舉辦朝鮮、滿洲、臺灣三地的棒球比賽和陸上競技運動會,展現日本海外殖民的成就(程佳惠,2004)。雖然當時柔道運動並非成為臺灣主流運動項目之一,但是,其影響程度如同棒球文化的發展一樣,對臺灣而言意義深遠,即使戰後殖民者走了,仍然留下發展,甚至成為強烈國家認同的一項運動。

參考文獻
陳柔縉(2005):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社。
費正清(2002):中國:傳統與變遷。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蔡禎雄(1995):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
若林正丈、吳密察(2004):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
賴澤涵(2005):臺灣400年的變遷。桃園:中央大學。
程佳惠 (2004):臺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臺北:遠流。
鶴見俊輔,邱振瑞(譯) (2008):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臺北:行人出版社 。
臺灣歷史學會(2006):國民精神涵養。臺北:臺灣史學雜誌。2:139。
Stoddart﹐B. (1982).“Sport and Cultural Imperiasm:Some Explanatory Thoughts.”Proceedings of the 7th  Commonwealth n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PE﹐Recreation and Dance﹐p9.

 日本本國與在殖民地之學校等教育場所設置「奉安殿」,用來奉置當代天皇、皇后「御真影」(肖像)的建築物,透過對「御真影」的最敬禮,來訓練培養殖民國民精神涵養教育與對天皇的畏敬之念。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四)
 
陳中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防治科股長
莊永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

柔道起源篇(三)
日本殖民與體育教育的引進
日本明治維新(めいじいしん )引進西方制度,將封建的日本通過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來達到現代化。二十年(1860-1880)內,建立警察、近代學校、司法制度等制度,公布帝國憲法,設立議會,並進行鐵路(1872年完成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為第一條鐵路)、銀行、郵便(1871年創立郵政制度)、電信、醫院等民生基礎建設。臺灣的近代化,可以視為明治維新的海外版。其中,在制度方面以近代教育影響最甚。臺灣在傳統社會,只有少數菁英和家境富裕的孩童,才有讀書認字的機會。日本在臺灣實施初等教育,以全部孩童(不分男女)都能受教育為目標,日治末期臺灣孩童就學率在亞洲僅次於日本之高達七成以上,造就具有素養的國民。但是,在殖民地受統治者的教育,是屬主從關係、地位不平等,導致對於自己的語言、文化、歷史等沒有決定權,只能任其消失,造成臺灣人民在心理上產生嚴重的次等感等負面影響很深遠(周婉窈,2014:140)。
在1895年5月至1919年臺灣教育令發布前,臺灣教育制度分為二種,在臺灣的日本人是依據日本內地的法令辦理,而在地的臺灣人則是依據總督府頒布的學校官制、學校規則和學校令,以學習國語為主,沒有完整的學制系統可言。臺灣在未被日本殖民統治之前,臺灣社會原本即有自己的教育方式及學校制度。惟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深感教育是創建新國家、從事國民統合的利器,因此引進西方的近代學校制,建立了小學到大學的學校體系。透過學校教育進行統合及教化工作,使得臺灣人從這套新教育中,吸收西方的近代文明,成為臺灣現代化的思想基礎。對日本而言,臺灣近代學校就像一座工廠,其意義在於生產、製造、培養日本所需要的人力資源,以便對臺灣實行統治及產業發展作出貢獻。對臺灣民眾來說,近代學校像是一個舞台,舞台上的世界有些陌生,上演的戲碼叫做「文明」,民眾從這裡開始接觸並且學習「文明」,最後自己也上台賣力演出。對學校兒童來說,學校是一個媒體裝置。兒童在這裡接觸到文字、知識、文明,也接觸唱歌、運動、遊戲,從這裡認識國家、秩序,也在這裡發展出新形態的人際關係(若林正丈、吳密察,2004)。
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引進近代教育自1895年6月26日在臺北的八芝蘭(現今士林)郊外的芝山巖設立芝山巖學堂,開始以日本語教育為中心的近代教育,是日本殖民政府在殖民地實施義務教育的蒿矢(向山寬夫,1987),後續發展成為日後的「國語傳習所」、「蕃童教育所」、初等普通教育的「公學校、小學」、高等普通教育的「學校、高等女學校、高等學校」、實業教育的「農業學校、商業學校、工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師範教育的「師範學校」、專門教育的「醫學專門學校、高等商業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大學教育的「帝國大學」、以及特種教育的「盲啞學校」等各級學校的成立(臺南新報社,1985)。有關臺灣近代教育在學校教育中「體育」這個科目,係日本佔領臺灣始傳入臺灣,進而確立、發展迄今(蔡禎雄,1995)。在1895年所設立分甲科生 、乙科生 的國語傳習所,以及1896年設置國語學校附屬學校  ,其施教重點在於教授學生學習日語,並著重於學習「道德的大綱」、「生活必須的知識技能」、「國民精神的養成」、「德性的養成」、「勞動習慣的培養」等項目,體育課目於1898年7月28日公布臺灣公學校令 ,才以「體操課」的名稱,連同修身、國語(日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等科目,列為初等學校(不論是國語傳習所、公學校等)教育中的必修科目。體操的主要目標,是要學生注意肢體姿勢和肢體的均衡成長,保持健康的身體,同時注重整隊、行進紀律的要求,這些所反應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殖民者透過觀察「再現」不守秩序、不守規律的臺灣人,將之加以規範等策略的運用,從而提供體操科所強調「保持正確的姿勢」的正當性。而此過程所隱含的概念,其實是揭示著一種由身體所開展的政治型態。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身體的認識與企圖,也與日治初期殖民統治的特徵形成呼應關係,也就是,即便近代臺灣教育生成的過程中乃以文明為宣稱,以壓制性的規律動作為手段,但從日治初期的政治史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到殖民者以種族的差異、文化的相對性來「認識臺灣」統治臺灣,固然是出於時間緊迫、局勢動盪下的選擇,但可以確知,日治初期的統治思維中,存在由文化差異所形成的臺灣人認識,並將之具體化為統治的政策。這也從而說明日治初期對身體宰制的相關企圖中,對於科學與理性的依賴程度甚少,而以一種文化性的異己再現過程為要(若林正丈、吳密察,2004)。
初等學校的體育課,對於臺灣傳統的私塾教育而言,新式的學校教育的引進、體育的導入,僅能說是一種嚐試性質的階段。對於體操課之教學內容僅為普通體操及遊戲,而體操是以矯正姿勢的名目下,以含有兵式體操意涵為主要內容來實施,對於兵式體操臺灣人認為學習兵式體操,是在為日後總督府對臺灣人實施徵兵的準備,而反對體育課中有兵式體操的項目,因此,總督府忙於治安維持,在兵慌馬亂中,無暇顧及初等教育,在衡量下做了讓步而將原有的兵式體操予以刪除(蔡禎雄,1995)。只是後來隨著日本侵略戰爭軍需,於1939年卻用換湯不換藥的方式將武道列入學校體育正課中。
1897 年起日本柔道之父-嘉納治五郎,利用擔任日本第一高校校長兼文部省參事官、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之職便,向文部省積極爭取在學校教育體制中加入柔道項目,經由文部省的調查評估與帝國議會提出的建議案,獲日本教育界熱烈的討論與研究評估,於1911 年4 月通過,在師範學校、中等學校的男子體操教材中,加入劍道與柔道課程,1913 年學校體操教授要目中,課程排定項目有體操、教練、遊技、擊劍與柔術等項目(松本方三,1953)。1926年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中,擊劍與柔術正式更名為劍道與柔道(范春源,1995)。1931 年文部省更進一步將柔道運動納入中等學校實施規程明定柔道為必修項目(老松信一,1967),從此柔道運動在學校體育教育中更大放異彩。

參考文獻
蔡禎雄(1995):日據時代臺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
周婉窈(2014):少年臺灣史。臺北:玉田出版社。
若林正丈、吳密察(2004):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
松本方三(1953):學校柔道的指導。東京:杏林書院株式會社。
老松信一(1967):柔道百年。東京:時事通信株式會社。
向山寬夫(1987):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臺灣民族運動史。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
范春源(1995):日據時期臺灣國民小學躲避球運動與發展之研究。體育學報。20期。
臺南新報社(1985):臺灣大觀(全)。臺北:成文。


鄧副市長、柔道熊現身員警常年訓練競賽一起為員警們加油!為2017世大運暖身!
文╱廖欣俞
「105年員警常年訓練柔道、跆拳道成果驗收競賽」7月21日熱鬧展開,有別於以往歷年的成果競賽,為了喜迎2017年即將到來的「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成果競賽開幕式活動,除了臺北市副市長鄧家基、中華民國柔道總會會長呂威震親臨現場外,兩隻模樣「超吸睛」柔道熊也現身為員警們加油!
「在最近的松山火車站車廂爆炸案、第一銀行ATM盜領案中,都迅速且順利破案,展現出平時員警們訓練有素的成果,本人代表市長感謝肯定員警們的努力。」副市長鄧家基特別到現場給員警們鼓勵,同時也肯定近期警察同仁的高效率破案,最後他祝賀活動順利圓滿,並希望選手們比賽之餘不忘保護自身安全,充分展現市府大家長關懷與體貼之意。
不分男女,褪去平常警裝,換上柔道服、跆拳道服的員警們更顯得霸氣十足。比賽開始前,員警們帶來的跆拳有氧表演節目超「潮」,把韓國天團Big Bang的熱門歌曲當做背景音樂,配上一連串的擊破木板表演,讓台上長官們看得頻頻點頭叫好;柔道表演也不遑多讓,除了有標準配備「過肩摔」外,搭配上情境式的警察制服歹徒的表演戲碼,也讓現場觀眾一窺員警們平日辦案的英姿。
武藝超群的北市警察局推出世大運「柔道熊」超對味!透過本次常年成果競賽,為明年世大運暖暖身,讓民眾對柔道運動有最基本認識,更與柔道熊相約明年世大運柔道館內見!(作者為本刊特約記者)

世大運宣導
世大運宣導


宣傳「2017臺北世大運」,觀傳局製作世大運影片10支將持續更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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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本局周副局長及亞洲天王小豬羅志祥的帶領下,一起為明年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柔道競賽項目宣傳動起來,大家加油!讓全世界看見臺北,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加油!柔道選手們加油,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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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活動照片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一) 文/莊永生、陳中興臺北世大運-熊
第29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簡稱2017臺北世大運)將於2017年8月19日至8月30日在臺灣臺北市舉行,為臺灣首次舉辦的世界大學運動會,也是歷年來主辦層級最高的國際運動賽會。
『2017臺北世大運』預定舉辦競賽項目分為必辦、選辦與示範項目合計22項,其中必辦項目有14項(田徑、籃球、擊劍、足球、競技體操、韻律體操、柔道、游泳、跳水、水球、桌球、網球、排球、跆拳道),選辦項目7項(射箭、羽球、棒球、高爾夫球、滑輪溜冰、舉重、武術),示範項目1項(撞球)。另臺北市要向全世界傳達臺北的友善、熱情與活力,要讓世界因擁抱青春的力量更加美好,所傳達之口號為:「For You,For Youth」、「獻給你,獻給年輕世代」。另以臺灣最具代表力量及膽識的原生動物「臺灣黑熊」作為吉祥物,代表運動員挑戰自我、追求卓越之精神。
世界大學運動會是全球大學運動員參與競技的國際舞台,無論是在競賽種類、參與國家與人數都是僅次於奧運的高水準國際賽會。『2017臺北世大運』預定使用79處場館(競賽場館38處及訓練場館41處),分散在臺灣北部各縣市進行比賽。各項比賽場館必須符合國際大學體育總會(FISU)規範及環保、節約等原則,以及經FISU技術委員針對場館、賽程安排、參賽隊數、交通運輸等進行綜合評估確認後方行定案。
『2017臺北世大運』相關籌備事宜所涵蓋面向廣泛且複雜,不論是有形的軟硬體設備,或是無形各單項運動與在地文化展現,所需財力、物力、人力等資源均十分龐大,期待臺灣全體國民熱情參與、熱心贊助。為廣納豐沛的外部資源挹注賽會所需,並使公務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2017臺北世大運』執行委員會將透過企業參與之方式,為賽會引進堅強後盾與資源之外;另由本府各局處認養相關運動項目,介紹宣導各競賽運動項目的發展與特色,讓國人除了能在舒適比賽場館內,觀看及享受高張力運動技術的展現,並同時了解該運動在社會中的文化價值,藉此吸引國人對於本賽會的積極參與及熱情支持。
本府警察局所認養介紹之項目為柔道運動。柔道運動從臺灣日治時期到現今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在臺灣的歷史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與歷史意義。為期國人對於『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項目相關規則有所認識與臺灣柔道歷史演進脈絡有所瞭解,並能理解柔道傳統身體文化與現代競技運動之間的文化異同,期以國人能認識柔道運動,瞭解柔道的文化,並進場欣賞選手精湛技術展現,進而瞭解柔道的文化,與熱愛柔道運動。因此,本府警察局預計有系統性的將柔道運動的起源、柔道禮節、柔道服裝、柔道段位和級別、場館設施、競賽規則、國際與臺灣的組織與發展現況,以及臺灣選手歷年來在國際競賽傑出表現等做一系列詳細介紹。
柔道競賽日程排訂在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至8月24日(星期四),共計5日(亦是開幕第2天至第6天),柔道競賽場地分為練習場館(中央警察大學警技館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大崗里樹人路56號)與競賽場館(新竹縣體育場巨蛋體育館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號)。
期待民眾能透過本專欄陸續介紹柔道相關事項,油然而生興趣進場觀看並對各國選手加油打氣。

引用文獻:維基百科網頁:2017臺北世大運網站。
http://www.taipei2017.com.tw/bin/home.php
http://2017.taipei/files/11-1000-88.php
檢索日期:2016.06.13
(作者: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訓練科技術教官、防治科股長)


2017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二)臺北世大運-熊

文/陳中興、莊永生
柔道運動萌芽

運動的行為與現象是社會的一個縮影,運動與社會是緊密結合且相互影響。自從二十世紀末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意識到,運動已成為全球化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身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應當體認到現代運動已經融入在我們社會與生活週遭裡,所以我們不能漠視當前我們的社會如何影響著現代運動,而現代運動如何改變我們的社會文化。柔道運動源自日本的傳統武術,其本身即蘊涵日本傳統文化特質。既然運動是文化的一種,因此,柔道運動很難脫離文化帝國主義關係。就引進臺灣而言,分成三個部分來探討臺灣柔道運動的萌芽,一是柔道起源;二是柔道運動萌芽與警察的關係;第三是日本殖民與體育教育的引進。 本次先就柔道的起源敘述
柔道的起源
日本柔術(jujitsu or jujutsu )是現今合氣道及柔道的前身,柔術演變自古代的相撲,相撲分成二支:一支是以競技、表演、觀賞為目的的相撲;一支是以實踐為目的,為武士攻防技擊演化而成的柔術。柔術在日本古代有很多不同的名稱,如打手、捕手術、小具足、拳術、和術、體術等,是一種相當全面性的武術,包括拳腳攻擊要害、摔法、絞殺術 和擒拿術。如此柔術是一種以性命相搏的武術,雖然格鬥時常會發生雙方致死或致殘,手段過於殘忍,然而,發展每種武術本來就具有克敵制勝之目的,更何況柔術的演進又歷經了長年兵荒馬亂的戰國時代,在那個「不是你死即是我亡」的年代中,人人莫不習練並研發出更快狠、更迅猛(或者說更殘酷血腥、不人道)的技巧防身自保或為殺敵為領主效命;在這樣的環境下,柔術日漸成長茁壯為一支成熟的實戰格鬥術。但或許正因為它的實戰性十足,在明治維新後柔術屢遭取締、禁止,許多柔術家淪落街頭以賣藝為生,以致柔術日漸衰落(醍醐敏郎,1997)。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日本東京大學學生嘉納治五郎,博採眾家柔術流派之長,並融合中國武術家陳元贇 (1586-1671年)於國昌寺,傳授予日本的福野七郎右衛門正盛、三浦與次右衛門義辰等三人之捕人術、角觝、拳術等之武術「柔術」,創立了以『投技、固技、擋身技』 為主的新柔術,為區別舊柔術,去短取長定名為「柔道」,於1882年(明治15年),在下谷北稻荷町永昌寺的一間十二個榻榻米大的書院創立「講道館柔道」,並賦予「以柔克剛」的崇高法則,以「柔道是以心身之最善活用為信條之道。其修養以攻擊防禦之練習來鍛鍊修行身體與精神兩方面。藉此探求斯道之真髓,完成自己能貢獻國家社會為柔道修行之目的。」,作為學習柔道的意義(今村嘉雄,1970;沈榮柳,1983)。復於1885年參加警視廳武術大賽,講道館門生竟以壓倒性的大勝實力強勁的戶塚派,因而威名與實力雄霸日本,同時也將所創造的理論「以柔克剛」與「善用精力,自他共榮」,並由技術原理發展至達到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達為目標的大原理,使得警視廳確認柔道運動的實用性,大量採用講道館門人作為武術指導者,並在警察組織中急速發展、奠定良好基礎(黃滄浪、李佐治,1969)。
引用文獻:
醍醐敏郎(1997):柔道教室。臺北:聯廣圖書公司。
今村嘉雄(1970):日本體育史。東京:不昧堂。
沈榮柳(1983):柔道運動之研究。臺北:學海。
黃滄浪、李佐治(1969):柔道學。高雄:立文。
小松原濤(1962):陳元贇の研究。東京:雄山閣。
衷爾鉅(輯注)(1994):陳元贇集。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
陳中興(2008):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柔道:歷史社會學的分析。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維基百科網頁:陳元贇。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9%88%E5%85%83%E8%B5%9F

臺北世大運柔道競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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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更新: 2017/5/22 15:43
  • 資料檢視: 2017/5/22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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